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
　　歷史的教訓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對于政治的禍害。他以為漢朝唐朝的禍亂都是宦官作的孽。這種人在宮廷里是少不了的，只能作奴隸使喚，灑掃奔走，人數(shù)不可過多，也不可用作耳目心腹；作耳目，耳目壞，作心腹，心腹病。對付的辦法，要使之守法，守法自然不會做壞事；不要讓他們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于管束了。立下規(guī)矩，凡是內(nèi)臣都不許讀書識字。又鑄鐵牌立在宮門，上面刻著：“內(nèi)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庇忠?guī)定內(nèi)臣不許兼外朝的文武官銜，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作內(nèi)廷官不能過四品，每月領(lǐng)一石米，穿衣吃飯官家管。并且，外朝各衙門不許和內(nèi)官監(jiān)有公文往來。
　　這幾條規(guī)定招招針對著歷史上所曾發(fā)生的弊端，使內(nèi)侍名副其實地做宮廷的仆役。對外戚干政的對策，是不許后妃干政，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即命儒臣修女誡，纂集古代賢德婦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書，來教育宮人，要她們學樣。又立下規(guī)程，皇后只能管宮中嬪婦的事，宮門之外不得干預。宮人不許和外間通信，犯者處死，以斷絕外朝和內(nèi)廷的來往以至通信，使之和政治隔離。外朝臣僚命婦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見皇后，其他時間，沒有特殊緣由，不許進宮?；实鄄唤右娡獬鼖D，皇族婚姻選配良家子女，有私進女口的不許接受。元璋的母族和妻族都絕后，沒有外家，后代帝王也都遵守祖訓，后妃必選自民家。外戚只是高爵厚祿，做大地主，住大房子，絕對不許預聞政事。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內(nèi)臣小心守法，宮廷和外朝隔絕，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嚴的了。
　　朱棣打破祖制重用宦官，創(chuàng)立東廠之前提到，錦衣衛(wèi)和東、西廠，明人合稱為廠衛(wèi)。錦衣衛(wèi)是內(nèi)廷的偵察機關(guān)，東、西廠則由宦官提督，最為皇帝所親信，即錦衣衛(wèi)也在其偵察之下。
　　錦衣衛(wèi)初設于明太祖時，是皇帝的私人衛(wèi)隊。其下有鎮(zhèn)撫司，專治刑獄，可以直接取詔行事，不必經(jīng)過外廷法司的審判手續(xù)。錦衣衛(wèi)的主要職務是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專替皇帝偵察不忠于帝室者和叛逆者，其權(quán)力在外廷法司之上。洪武二十年（1387年）曾一度取消錦衣衛(wèi)的典詔獄權(quán)。到了成祖由庶子篡逆得位，自知人心不附，并且內(nèi)外大臣都是建文帝的舊臣，深恐建文帝未死，諸臣或有復辟的企圖，于是重復錦衣衛(wèi)的偵察和典詔獄權(quán)，使之秘密活動，以為鉗制臣民之計。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個最高偵察機關(guān)叫東廠，因為在起兵時很得了建文帝左右宦官的力量，深信宦官的忠心，便以宦官提督東廠，付以“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的職權(quán)。以后雖時革時復，名稱也有時更換（如西廠、外廠、內(nèi)行廠之類），但其職權(quán)及地位則愈重愈高，甚至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任意刑訊處死的權(quán)力。
　　靖難兵起時，宦官狗兒、鄭和等以軍功得幸。成祖即位后遂加委任，有派作使臣的，如永樂元年（1403年）遣內(nèi)官李興出使暹羅，馬彬出使爪哇諸國；永樂三年（1405年）遣太監(jiān)鄭和出使西洋。有派作大將的，如永樂三年（1405年）遣中官山壽率兵出云州覘敵。又因各地鎮(zhèn)守大將多為建文帝舊臣，特派宦官出鎮(zhèn)和監(jiān)軍，使之伺察。永樂元年（1403年）命內(nèi)臣出鎮(zhèn)及監(jiān)京營軍，出鎮(zhèn)的如馬靖鎮(zhèn)甘肅，馬騏鎮(zhèn)交趾，監(jiān)軍的如王安之監(jiān)都督譚青軍。由是司法權(quán)和兵權(quán)都逐漸落在宦官手中。宣德以后，人主多不親政事，不和閣臣見面，甚至深居宮內(nèi)，從不上朝，國家政務多交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批答，內(nèi)閣的權(quán)力也漸漸轉(zhuǎn)到司禮監(jiān)去了。在外則各地鎮(zhèn)守太監(jiān)成為地方的最高監(jiān)察者，干預政務，騷擾地方，積重難返，形成一種畸形的閹人政治。英宗時的王振、曹吉祥，憲宗時的汪直、梁芳，武宗時的劉瑾，神宗時的陳增、高淮，熹宗時的魏忠賢，思宗時的曹化淳、高起潛，莫不竊弄政柄，禍國殃民，舉凡軍事、外交、內(nèi)政、財政、司法，一切國家大政，都由宦官主持，甚至閣臣之用黜，都以宦官的好惡為定。他們只圖私人生活的享樂，極力搜括掊斂，榨取民眾的血汗，誘導皇帝窮奢極欲，大興土木禱祠。對外則好大喜功，生釁外族。馴至民窮財盡，叛亂四起。外廷的士大夫與之相抗的都被誅殺放逐，由此朝廷分為兩派，一派附和宦官，希圖富貴，甘為鷹犬。一派則極力攻擊宦官，欲將權(quán)力奪回內(nèi)閣，建設清明的政治。明代除開例外的幾個時期以外（如孝宗及世宗時），閹人和士人兩派勢力互為消長，此仆彼興，循環(huán)報復，一直鬧到亡國。
　　錦衣衛(wèi)，東、西廠和前面講過的廷杖制原都是為鎮(zhèn)壓反動勢力，排除異己分子，故意造成恐怖空氣，使臣民懾于淫威，不敢反側(cè)的臨時設施。果然，這一套祖制，使大小臣民都惴惴茍延，不知命在何日。太祖時朝官得生還田里，便為大幸?；实弁?quán)，由之達于極點。這三位一體的恐怖制度使專制政體的虐焰高到無可再高，列朝的君主也明知這制度的殘酷不合理，但是第一為著維持個人的威權(quán)，第二因為這是祖制，所以因仍不旨廢止。英宗以后的君主多高拱深宮，宦官用事，更利用這制度來樹威擅權(quán)，排斥反對黨，雖然經(jīng)過無數(shù)次士大夫的請求廢止和抗議，終歸無效。一直到亡國，才自然消滅，竟和明運相終始。
　　宦官鄭和被秘密委派下西洋，是否另有內(nèi)情？
　　首先說明西洋是指什么地方。明朝時候把現(xiàn)在的南洋地區(qū)統(tǒng)稱為東洋和西洋。西洋指的是現(xiàn)在的印度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等地區(qū)；東洋指的菲律賓、日本等地區(qū)。在元朝以前已經(jīng)有了東、西洋之分，為什么有這樣的分法呢？因為當時在海上航行要靠針路（指南針），針路分東洋指針和西洋指針，因此在地理名詞上就有“東洋”和“西洋”。鄭和下西洋指的是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現(xiàn)在的南洋群島。
　　中國人到南洋去的歷史很早，并不是從鄭和開始的。遠在公元以前，秦朝的政治力量已經(jīng)達到現(xiàn)在的越南地區(qū)。到了漢武帝的時候，現(xiàn)在的南洋群島許多地區(qū)已經(jīng)同漢朝有很多往來。這種往來分兩類：一類是官方的，即政府派遣的商船隊；一類是民間的商人?？墒窍襦嵑瓦@樣由國家派遣的船隊，一次出去幾萬人、幾十條大船（這些船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也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軍），不但到了現(xiàn)在南洋群島的主要國家，而且一直到了非洲。其規(guī)模之大，人數(shù)之多，范圍之廣，那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沒有。這樣大規(guī)模的航海，在當時世界歷史上也沒有過。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早八十七年，比迪亞士發(fā)現(xiàn)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達·伽馬發(fā)現(xiàn)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麥哲倫到達菲律賓早一百一十六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顒佣荚纭？梢哉f鄭和是歷史上最早的、最偉大的、最有成績的航海家。
　　問題是為什么在十五世紀的前期中國能派出這樣大規(guī)模的航海艦隊，而不是別的時候？這個問題歷史記載上有一種說法，說鄭和下西洋僅僅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明成祖從北京打到南京，奪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建文帝是明太祖的孫子，他做了皇帝以后，聽信了齊泰、黃子澄等人的意見，要把他的一些叔叔——明太祖封的親王的力量消滅掉，以加強中央集權(quán)。他解除了一些親王的軍事權(quán)力，有的被關(guān)起來，有的被廢為庶人。于是燕王便起兵反抗，打了幾年，最后打到南京。歷史記載說燕王軍隊打到南京后，“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帝不知所終”這句話是經(jīng)過了認真研究的，因為當時宮里起了火，把宮里的人都燒死了，燒死的尸首分不清到底是誰。于是就發(fā)生了一個建文帝到底死了沒有的疑案。假如沒有死，他跑出去了的話，那么，他就有可能重新組織軍隊來推翻明成祖的統(tǒng)治。從當時全國的形勢來看是存在這個問題的。因為建文帝是繼承他祖父明太祖的，全國各個地方都服從他的指揮。明成祖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是并沒有把建文帝的整個軍事力量摧毀，他的軍事力量只是在今天從北京到南京的鐵路沿線上，其他地方還是建文帝原來的勢力范圍。因此明成祖就得考慮建文帝到底還在不在？如果是逃出去了，又逃到了什么地方？他得想辦法把建文帝逮住。于是他派了禮部尚書（相當于現(xiàn)在的內(nèi)務部長）胡濙，名義上是到全國各地去找神仙（當時傳說有一個神仙叫張三豐），實際上是去尋找建文帝。前后找了二三十年?！睹魇贰ず鷿鮽鳌氛f胡濙每次找了回來都向明成祖報告。最后一次向皇帝報告時，成祖正在軍中，胡濙講的什么別人都聽不到，只見他講了以后明成祖很高興。歷史學家們認為，最后這一次報告，可能是說建文帝已經(jīng)死了。另外，明成祖又怕建文帝不在國內(nèi)，跑到國外去了。所以他在派鄭和下西洋的時候，要鄭和在國外也留心這件事。這是可能的，但這不是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鄭和下西洋主要是由于經(jīng)濟上的原因。
　　這里插一個問題，講講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間的斗爭說明什么問題。明成祖以后的各代對建文帝的下落一事也非常重視。萬歷皇帝就曾經(jīng)同他的老師談起這個問題，問建文帝到底到哪里去了，為什么經(jīng)過一百多年還搞不清楚。當時出現(xiàn)了很多有關(guān)建文帝的書，這些書講建文帝是怎么逃出南京的，經(jīng)過些什么地方，逃到了什么地方。有的書說他到了云南，當了和尚，跟他一起逃走的那些人也都當了和尚。諸如此類的傳說越來越多。此外，記載建文帝事跡的書也越來越多。這說明什么問題呢？說明一個政治問題。建文帝在位期間，改變了他祖父明太祖的一些做法。他認為明太祖所定下來的一些制度，現(xiàn)在經(jīng)過了幾十年，應該改變。當時建文帝周圍的一些人都是些儒生，缺乏實際斗爭經(jīng)驗，他們自己出的一些辦法也并不高明。盡管如此，建文帝的這種舉動還是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是明成祖起兵反對他。在明成祖看來，明太祖所規(guī)定的一切制度都是盡善盡美的。他不容許建文帝改變祖先的東西。因此，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間的斗爭就是保持還是改變明太祖所定的舊制度的斗爭。在這個斗爭中建文帝失敗了。明成祖做了皇帝以后，把建文帝改變了的一些東西又全部恢復過來。一直到明朝滅亡，二百多年都沒有變動。
　　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的知識分子對明成祖的政治感到不滿，不滿意他的統(tǒng)治。他們通過什么方式來表達這種不滿呢？公開反對不行，于是通過對建文帝的懷念來表達。他們肯定建文帝，贊揚建文帝。實際上就是反對明成祖。因此，關(guān)于建文帝的傳說就越來越多了?，F(xiàn)在我們到四川、云南這些地方旅行，到處可以發(fā)現(xiàn)所謂建文帝的遺址。這里有一個廟說是建文帝住過的；那里有一個寺院，里頭有幾棵樹，說是建文帝栽的。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呢？沒有。明末清初有個文人叫錢謙益（這個人政治上很糟糕）寫了文章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當時許多書上都說：當南京被燕兵包圍時，城門打不開，建文帝便剃了頭發(fā)，跟著幾個隨從的人從下水道的水門跑出去了。錢謙益說這靠不住，南京下水道的水門根本不能通出城去。他當時做南京禮部尚書，宮殿里的情況是很熟悉的。此外，還有很多不合事實的傳說，他都逐條駁斥了。最后他做了這樣的解釋：假如建文帝真的跑出去了，當時明成祖所統(tǒng)治的地區(qū)只是從北京到南京的交通線附近，只要建文帝一號召，全國各地都會響應他，他還可以繼續(xù)進行斗爭。但結(jié)果沒有這樣。這就可以得出一個結(jié)論：建文帝是死在宮里了。但當時不能肯定，萬一他跑了怎么辦？所以就派人去找。我認為這樣解釋比較說得通。
　　現(xiàn)在我們繼續(xù)講鄭和下西洋的問題。如果說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找建文帝，那是不合事實的；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動機。因為當時的懷疑不能解決，通過他出去訪問，讓他注意這個問題是可能的。那么，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這就是上次所說的，是國內(nèi)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經(jīng)過1348年到1368年二十年的戰(zhàn)爭，經(jīng)濟上受到了很大的破壞。但是經(jīng)過洪武時期采取的恢復生產(chǎn)、發(fā)展生產(chǎn)的措施以后，人口增加了，耕地面積擴大了，糧食、棉花、油料的產(chǎn)量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政府的財政稅收比以前多了。隨之而來，對國外物資的需要也增加了。這種對國外物資需要的增加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們?nèi)粘Ｉ钏枰奈镔Y，主要是香料、染料。香料主要是用在飲食方面作調(diào)料，就是把菜做得更好一些，或者使某種菜能收藏得更久。像胡椒就是人們所需要的東西。胡椒從哪里來呢？是從印度來的，一直到現(xiàn)在還是如此。還有其他許多香料也大多是從南洋各島來的。在南洋有個香料島，專門出產(chǎn)香料。另一種是染料，為什么對染料的需要這樣迫切呢？明朝以前，我們的祖先常用的染料都是草木染料，譬如藍色是草藍；或者是礦物染料。這樣的染料一方面價錢貴，另一方面又容易褪色。進口染料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朝鮮族喜歡穿白衣服，我們國內(nèi)有些人也喜歡穿白衣服，為什么？原因很簡單，因為買不起染料。封建社會里，皇帝穿黃衣服，最高級的官穿紅衣服，再下一級的官穿紫衣服，穿藍衣服，最下等的穿綠衣服。為什么用衣服的顏色來區(qū)別呢？也很簡單，染料貴。老百姓買不起染料，只好穿白衣服。所以古人說“白衣”“白丁”，指的是平民。這些封建禮節(jié)都是由物質(zhì)基礎(chǔ)決定的。因此就有向國外去尋找染料的要求。這一類，是人們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另外一類是毫無意義的消費品，主要是珠寶。這是專門供貴族社會特別是宮廷里享受的。有一種寶石叫“貓兒眼”，還有一種叫“祖母綠”，過去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樣子，只知道是寶石。最近我們在萬歷皇帝的定陵里發(fā)現(xiàn)了這兩種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從外國買來的。除了珠寶以外，還有一些珍禽異獸。當時的人把一種獸叫做麒麟，實際上就是動物園里的長頸鹿。與對外物資需要增加的同時，由于國內(nèi)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一些可供出口的物資，如綢緞、瓷器（主要是江西瓷，其他地區(qū)也有一些）、鐵器（主要是生產(chǎn)工具）的產(chǎn)量也增加了。
　　除了經(jīng)濟上的條件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當時中國對外的航海通商已有悠久的歷史。從秦朝開始，經(jīng)過唐朝、南宋到元朝，在這個漫長的時期內(nèi)，政府的商船隊、私人的商船隊不斷出去。有些私人商船隊發(fā)了財。到了明朝，由于長期的積累，已經(jīng)具備了豐富的航海知識和有經(jīng)驗的航海人員。有了這些條件，就出現(xiàn)了從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年）到他的孫子明宣宗宣德五年（1433年）近三十年之間以鄭和為首的七次下西洋的事跡。
　　鄭和出去坐的船叫作“寶船”，政府專門設立了制造寶船的機構(gòu)。這種船有多大呢？大船長四十丈，寬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當時在全世界再沒有比這更大的船了。一條船可以載多少人呢？根據(jù)第一次派出的人數(shù)來計算，平均每條船可以坐四百五十人。每次出去多少人呢？有人數(shù)最多的軍隊，此外還有水手、翻譯、會計、修船工人、醫(yī)生等，平均每次出去二萬七八千人。這樣的規(guī)模是了不起的，后來的哥倫布、麥哲倫航海每次不過三四只船，百把人，是不能和這相比的。誰來帶領(lǐng)這么多人的航海隊呢？明朝政府選擇了鄭和。因為鄭和很勇敢，很有能力。同時，當時南洋的許多國家都是信仰回教的，而鄭和也是個回教徒（但他同時也信仰佛教），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經(jīng)朝拜過麥加。回教徒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到麥加去磕一個頭，凡是去過麥加的人就稱為哈只。選派這樣的回教徒到信仰回教的地方去就可以減少隔閡，好辦事。在鄭和帶去的翻譯里面也有一些人是回教徒，這些人后來寫了一些書，把當時訪問的一些國家的情況記載下來了。這些書有的流傳到現(xiàn)在。有人問：鄭和是云南人，他怎么成了明成祖部下的大官呢？這很簡單，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時候，明太祖派兵打云南，把元朝在云南的殘余勢力打敗了，取得了云南。在戰(zhàn)爭中俘虜了一些人，鄭和就是在這次戰(zhàn)爭中被俘虜?shù)?。他當時還是一個小孩，后來讓他作太監(jiān)，分給了明成祖。他跟明成祖出去打仗時，表現(xiàn)很勇敢，取得了明成祖的信任。因此明成祖讓他擔負了到南洋各國去訪問的任務。
　　他們第一次出去坐了六十二艘大船，帶了很多軍隊。這里發(fā)生了這樣的問題：他們既然是到外國去通商，去訪問，為什么要帶這么多軍隊？這是因為當時從中國去南洋群島的航線上有海盜，這些海盜不但搶劫中國商船，而且別的國家到我們這里來做買賣的商船也搶。鄭和用強大的軍事力量把海盜消滅了，這樣就保證了航路的暢通。另外，為了防止外國來侵犯他們，也需要帶足夠的軍事力量。鄭和到錫蘭的時候，錫蘭國王看到中國商船隊的物資很多，他就搶劫這些物資。結(jié)果鄭和把他打敗了，并把他俘虜?shù)奖本?。后來明朝政府又把他放回去，告訴他，只要你今后不再當強盜就行了?？梢姙榱撕叫械陌踩?，鄭和帶軍隊去是必要的。鄭和率領(lǐng)的軍事力量雖然很強大，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他帶去了好幾個師的軍隊，而當時南洋沒有一個地區(qū)有這樣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鄭和的軍隊只是用于防衛(wèi)的。他所進行的是和平通商。盡管當時有這樣的力量，這樣的可能，但是沒有占領(lǐng)別人的一寸土地。后來，比鄭和晚一百年的西方人到東方來就不同了。他們一手拿商品，一手拿寶劍，把所到的地方都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如葡萄牙人到了南洋以后就占領(lǐng)了南洋的一些島嶼。當然，在我們的歷史上個別的時候也有占領(lǐng)別人的土地的事情。但總的來說，我們國家不是好侵略的國家，我們國家沒有占領(lǐng)別國的領(lǐng)土，這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本質(zhì)的不同。根據(jù)當時保留下來的記載，可以看出鄭和和南洋各國所進行的貿(mào)易是平等的，而不是強加于人的。交易雙方公平議價，有些書上記載得很具體，說雙方把手伸到袖子里摸手指頭議價?，F(xiàn)在我們國內(nèi)有些地方還用這種辦法。鄭和所到的地區(qū)都有中國的僑民，有開礦的，有做工的，有做買賣的，各方面的人都有。有的地方甚至是以華僑為中心，華僑在經(jīng)濟上占主導地位。因此鄭和每到一個地方都受到歡迎。
　　鄭和每到一個國家，除了把自己帶去的大量商品賣給他們外，也從這些國家?guī)б恍┥唐返街袊鴣怼牡谝淮纬鋈ヒ院?，他就選擇了南洋群島的一個島嶼作為根據(jù)地，貯積很多貨物，以此地為中心，分派商船到各地貿(mào)易，等各分遣船隊都回到此地后，再一同回國。在前后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印度洋沿岸地區(qū)他都走到了，最遠到達了紅?？诘膩喍『头侵薜哪竟嵌际Ｄ竟嵌际褪墙袼黢R里的首都，現(xiàn)在叫做摩加迪沙。
　　通過鄭和七次下西洋，中國和南洋的航路暢通了，對外貿(mào)易大大地發(fā)展了，出國的華僑也就更多了。通過這幾十年的對外接觸，中國跟南洋這些地區(qū)的關(guān)系越來越深，來往也越來越多。由于華僑的活動，以及中國的先進的生產(chǎn)工具傳入這些國家，這樣，南洋地區(qū)的生產(chǎn)也越來越進步。所以，鄭和下西洋的歷史事實說明，我們這個國家有這樣一個很好的傳統(tǒng)：就是不去侵略人家。正因為這樣，直到現(xiàn)在，盡管時間過去了五六百年，但是鄭和到過的國家，很多地方都有紀念他的歷史遺址。因為鄭和叫三寶太監(jiān)，所以很多地方都用三寶來命名。像鄭和下西洋這樣的事以往歷史上是沒有的，明朝以后也沒有，這是明朝歷史上一件很突出的事情。
　　現(xiàn)在要問：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以后，為什么不去第八次呢？這里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陀^原因是八十多年以后，歐洲人到東方來進行殖民活動，阻礙了中國和南洋諸國的往來。主觀的原因有這幾方面：第一，政治上的原因。明成祖死了以后，他的兒子做皇帝。這個短命皇帝很快又死了，再傳給下一代，這就是宣宗。宣宗做皇帝時還是個八九歲的小孩，不懂事。于是宮廷里便由他的祖母當權(quán)；政府則由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掌握。三楊在朝廷里當了二三十年的機要秘書。三個老頭加上一個老太太掌握國家大權(quán)。這些人和明成祖不一樣。明成祖有遠大的眼光。他們卻認為他多事，你派這么多人出去干什么？家里又不是沒吃的、沒喝的。不過明成祖在世時他們不敢反對，明成祖一死，他們當了家，就不準派人出去了；第二，組織這樣的商隊需要一個能代替鄭和的人，因為鄭和這時已經(jīng)六十多歲，不能再出去了；第三，經(jīng)濟上的原因。從外國進口的物資都是消費物資，不能進行再生產(chǎn)。無論是香料還是染料，都是消費品，珠寶就更不用說了，更是毫無意義的東西。以我們的有用的絲綢、鐵器、瓷器來換取珠寶，這樣做劃不來。雖然能解決沿海一些人的生活問題，但是好處不大，國家開支太多。所以，為了節(jié)約國家的財政開支，后來就不派遣商隊出國了。正當明朝停止派船出國的時候，歐洲人占領(lǐng)了南洋的香料島，葡萄牙人占領(lǐng)了我們的澳門。他們是用欺騙手段占領(lǐng)澳門的。開頭他們向明朝的地方官說：他們的商船經(jīng)常到這個地方來，遇到風浪把貨物打濕了，要租個地方曬曬貨物。最初還給租錢，后來就不給了，慢慢地侵占了這個地方。
　　從歐洲人到東方來占領(lǐng)殖民地以后，中國的形勢就改變了。經(jīng)過清朝幾百年，特別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從幾個方面包圍中國：印度被英國占領(lǐng)了；緬甸被英國占領(lǐng)了；越南被法國占領(lǐng)了；菲律賓先被西班牙占領(lǐng)，后又被美國占領(lǐng)了；東方的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向外進行侵略擴張活動。所以近百年的中國，四面被資本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所包圍，再加上清朝政府的日益腐敗，就使中國逐步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庶民如何進入仕宦階級？
　　明太祖既統(tǒng)一了全國，用殘殺的恐怖手段，用新的行政機構(gòu)來集中政權(quán)，提高皇帝的威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他個人綜攬國家庶務，朝廷大臣都成了備位的閑員。歷史上記著他在八天內(nèi)所處理批閱的諸司奏札高達一千六百六十件，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平均每天有二百多件，四百多事，真可算是“衡石量書”“傳餐而食”，和秦始皇、隋文帝鼎足而三了。他拼著命干，不肯放松一點兒，專憑殘殺來救濟個人精力所不及。但隔了一兩代，嬌生慣養(yǎng)的年輕皇帝受不了這苦工，政權(quán)便慢慢轉(zhuǎn)移到皇帝的私人秘書——閣臣——手上。英宗以后，諸帝多沖年即位，政權(quán)又慢慢地從外廷秘書的閣臣，轉(zhuǎn)移到內(nèi)廷秘書的司禮監(jiān)手上。閣臣和司禮監(jiān)——外廷和內(nèi)廷的政權(quán)互為消長，也間或有同流合污的時候，皇帝只是一個傀儡。皇族除了拿祿米，多養(yǎng)孩子，在封地漁虐平民，作威作福以外，絕對不能做一點事兒。中央的政權(quán)被宦官，地方的政權(quán)被仕宦階級所把持。他們和他們的宗族戚黨同時是大地主，也是大商人，因此這一階級所代表的也只是這兩種人的利益。
　　皇族指皇家子弟，數(shù)量很多，從明太祖起繁衍到明末，這一家系有十幾萬人。外戚包括帝婿，所謂駙馬和皇族的女婿，最主要的是后妃的家族。這兩類人都因血統(tǒng)的結(jié)合而取得地位和特權(quán)，在政治上不起作用?；鹿俚漠a(chǎn)生最簡便，經(jīng)過生理上的改變便可取得資格，在政治上取得大權(quán)的唯一途徑為博得皇帝歡心，方法不外乎“便嬖柔佞，妾婦之道”。這三類人都純粹是社會的寄生蟲。皇族在明代前期不許參加考試，也不許為政府服務，到末年才開放這兩條禁例。外戚和宦官則以其特殊地位，其子弟、宗族、親戚、門客往往因之而獲得科名和官職，間接地產(chǎn)生新官僚地主，影響政治的清明。
　　至于庶民進入仕宦階級的途徑，主要有兩條大路：一是科舉，二是學校。參加科舉和進學校的敲門磚只有一塊——八股文。明制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州府縣學的生員和國子監(jiān)的監(jiān)生，學校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因此這兩條路其實是一條路。
　　科舉制度分三段，生員考試（入學考試）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后特設提督學政官以領(lǐng)之。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入學者謂之諸生（有廩膳生、增廣生、附學生之別）。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xiāng)試，中試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試者再經(jīng)皇帝親自考試曰殿試。殿試發(fā)榜分三甲，一甲只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及第入國子監(jiān)而選者，或授小京職及州縣正官，或州縣學教授。明制入內(nèi)閣辦事者必為翰林，而入翰林者又必為進士。宣德（1426年—1435年）以前政府用人尚參用他途（如稅戶人才、吏員、征辟等），以后則專用科舉。科舉和銓選合二為一，一旦及第，便登仕途，由此全國讀書人都以科舉為唯一出路，科舉之外無出路，科舉之外無人才。王鏊曾暢論這一制度的弊端：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釣漁鹽版筑飯牛皆起為輔弼，而芻牧賈豎，奴仆降虜，亦皆得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用于時。降及后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豈科目之外，更無一人乎？有人焉不獨不為人知，即舉世知之而不見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則群起而咻諸，亦且自退縮，前后相戒，謹守資格……是故下多遺賢，朝多曠事，仕法之過，端至是哉！
　　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的精力集中于科舉，科舉名額有限，考試規(guī)定便日趨嚴酷，搜檢防閑，如對盜賊，祈寒盛暑，苦不可言。艾南英曾描寫明代科舉的苦況說：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jié)，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裶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zhí)筆硯，右手執(zhí)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發(fā)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為漏數(shù)箭而后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傈，腰以下大都寒冱僵裂，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佰為群，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揮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shù)百人夾坐，蒸熏腥雜，汗流浹背，勺漿不入口，雖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為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試，東西立瞭望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cè)席者，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guī)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縶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guī)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jù)坐稍重，即恐拆仆。而同號諸生嘗十余人，率十余坐，以竹聯(lián)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跛踦。
　　中葉以后，士風日替，懷挾搶替，成為習慣。徐學謨說：會闈自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后，舉子多懷挾博進取，有掇大魁者，始猶諱之。至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進之一大蠹也。
　　奔競囑托，毫無忌憚。陳洪緒記：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為諱，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餉，無使縉紳專利者。
　　到末年則士子多以關(guān)節(jié)得第，商人、地主的子弟以金錢換科名。
　　科場之事，明季即有以關(guān)節(jié)進者。每科五六月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為道地，或伏謁，或為之行金購于諸上臺，使得棘闈之聘，后分房驗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發(fā)不下數(shù)十人。
　　在這制度之下所造成的新官僚，以利進自然以利終，讀書受苦是為得科名，辛苦得科名是為發(fā)財做官，做官的目的是發(fā)財，由讀書到發(fā)財成為他們的人生哲學。黃省曾曾說當時的士人以士為賈：吳人好游托權(quán)要之家……家無擔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由是莫不以士為賈，而求入學庠者，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后也。
　　謝肇淛更指出該制度和吏治的關(guān)系，和社會風氣的關(guān)系，和家庭教育的關(guān)系：今之人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朊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為幼之受苦，政為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
　　劉宗周所論士習之壞影響于政治及社會，尤為明切。他說：自科舉之學興而士習日壞，明經(jīng)取金紫，讀易規(guī)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焉。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鉆刺，一入學校，闖行公庭。等而上之，勢分雖殊，行徑一轍，以囑托為通津，以官府為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即鄉(xiāng)里且為厲焉，何論出門而往，尚望其居官盡節(jié)，臨難忘身，一效之君父乎？此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由此可知這個時代的吏治貪污，寡廉鮮恥，是有其歷史背景的。進學校得科名的唯一手段是作制義——八股文，此外的學問都非必要，不妨束之高閣。因此在這制度下所造成的學風空疏淺薄，除八股外，于歷史、政治、經(jīng)濟各方面一無所知，哲學、科學更是一竅不通。這弊病明初學者宋濂即曾痛快地指出。他說：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學之彥，亦精瞻弘博，足以為經(jīng)濟之用。蓋自童草之始，十四經(jīng)之文，畫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于遷、固、范曄之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jīng)，基本既出，而后偏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jīng)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jīng)之箋，是鉆是窺，余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
　　中葉時唐順之也說：
　　經(jīng)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至于以舉業(yè)為教，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
　　謝肇淛亦大加攻擊：
　　我國家始以制義為不刊之典，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異月更，不可窮詰，即登上第取華膴者，其間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訓今，不可以傳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jīng)世務，不知國家何故以是為進賢之具也。
　　末年周順昌至坦白自悔不多讀書，為一不識時務進士：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政無論，問以簿書錢谷之數(shù)天下幾何，茫然不能對，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止為八股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嘆也。
　　清吳翌鳳記一明巨公故事，雖未免刻薄，卻是史實：故明一巨公致政家居，偶過友人書塾，詢其子弟所讀何書，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巨公取其書略觀之，即掩卷曰亦不見得。
　　在這制度下的這個時代，學術(shù)思想的貧乏是必然的，也是應該被原諒的，因為他們根本不許有思想。政治家、財政家寥寥可數(shù)，也是有其社會背景的，有其特別原因的，因為那個時代根本沒有培養(yǎng)這類人才的專門教育機構(gòu)。學校原來是育人才之所，明制鄉(xiāng)里有社學，府州縣有府學、州學、縣學，衛(wèi)所有衛(wèi)學，南北兩京則有國子監(jiān)?！睹魇贰氛f：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guī)疊矩，無間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表面看上似乎真是極一代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然而事實恰好相反，我們先看社學的情形，明太祖曾嚴斥官吏以社學擾民：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有愿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愿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nóng)，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將此湊生員之數(shù)，欺誑朝廷。
　　此后便無聲無息，名實俱亡了。至于府州縣學，以明制諸生入仕必由科舉，學校失去獨立培養(yǎng)人才的地位，在開國后即已不為社會所重視。宋濂曾說：近代以來，急于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賄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薰而群蕕，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枘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月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愿入學，而學行彰彰有聞者，未必盡出于弟子員。
　　中葉以后，學校則竟如廢寺，無復生徒肄業(yè)。陸容記：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yè)，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
　　兩京國子監(jiān)也日漸廢弛，學生品質(zhì)不齊，人才日下，郭明龍任國子監(jiān)祭酒，《條陳雍政疏》說：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yōu)長，考在前列者書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大學幾無文字矣。臣竊嘆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仿。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糈者，游士之獵原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其選士最優(yōu)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嘆也。
　　郭去，劉幼安代之，朱國楨為司業(yè)。劉每嘆曰：“成甚國學，朝廷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兄為副，亦可羞也?！边@是明代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告訴他的教務長的話。
　　在這一套教育組織下，自然談不到培養(yǎng)人才。而且，國子監(jiān)從景泰元年（1450年）開納粟之例以后，豪紳、地主、商人的子弟都可因納粟納馬而入監(jiān)，稱為例監(jiān)。末年地方學也因軍費的需要逼切，可以用錢買取，有遼生、餉生、贊生種種名目。包汝楫記：自軍餉煩興，開遼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愿考試者學臣一體黜陟，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尚有限制也。楚中協(xié)濟黔餉，別有餉生之例，每名僅二十兩，亦濫極矣。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札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節(jié)，昂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學宮一玷也。
　　因之，一般商人和地主的子弟，雖目不識丁，亦相率掉臂而入學校，避賦役，列縉紳，儼然是社會中的上層人物了。
　　反之，家徒四壁的寒士只要一入學校，取得學校的制服——青衿以后，其地位便已超出庶民，作威鄉(xiāng)里。等到一中了舉，更是喧赫，通譜的、招婿的、投拜門生的、送錢的都爭先恐后地來討好了。顧公燮記明人中舉情形：明季縉紳，威權(quán)赫奕。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即修整，永為主顧。有通譜者、招婿者、投拜門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為長城焉……出則乘大轎，扇蓋引導于前。生員則門斗張油傘前導?；閱手?，紳衿不與齊民同坐，另構(gòu)一堂名曰大賓堂，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齒矣。
　　清人吳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窮秀才范進中舉一段絕妙文字，正是顧公燮所記這情形的絕妙注腳。
　　而且，這些人不但社會地位改變了，連經(jīng)濟地位也改變了。一旦中了舉，中了進士，或做了官以后，一般困于徭役的小自耕農(nóng)，自然會把田土投靠在一批新貴的門下，避免對國家的負擔，因此，這一批新仕宦階級，同時也就是大地主。反之，大商人、大地主的子弟可以拿金錢換取科第，甚至官位，以此，這兩種剝削者同時也成為新仕宦階級。新仕宦階級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錢，剩余的財貨的投資目標是兼并土地和經(jīng)營商業(yè)，因此，他們同時又是大商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仕宦階級，是明代政治的、社會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重心，也是大明帝國政權(quán)所寄托的基礎(chǔ)。
　　廣收賄賂的東廠太監(jiān)
　　明代仕宦階級的一生，可以從陶奭齡的《五計說》中看出。他把這一階級人的一生分為五個階段：“十歲為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鶩聲名若逐羶，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十，利欲熏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婢欲眾，其名曰丐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jīng)變已多，仆起于斗爭之場，享寒于險巘之境，得意尚有強陽，失意逐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既哀，齒發(fā)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后子，期頤未艾，愿為嬰兒，其名曰尸計。大約世人一生盡此五計，非學道人鮮自脫者?！痹購纳鐣P(guān)系來看，這一階級的人入仕的時期是見任官吏，退休的時期和入仕以前是鄉(xiāng)紳（明代或稱鄉(xiāng)官，或稱紳衿，紳指退休官，衿指生員——民間稱秀才——和舉人）。做官時期和外地的庶民產(chǎn)生關(guān)系，做鄉(xiāng)紳時期則和本地的庶民產(chǎn)生關(guān)系?？傊?，無論他們是在官或居鄉(xiāng)，一般的庶民都在他們的腳下生活著。
　　我曾習慣地把明代分為兩個段落，分水嶺是嘉靖朝（1522年—1566年），談到明代的吏治時也不能例外。最好的說明是《明史·循吏傳序》：明太祖……下逮宣仁，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際，內(nèi)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嘉隆以后，資格既重……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復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已日媮，民生由之益蹙。
　　嘉靖、隆慶以前，據(jù)趙翼的研究，“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明人陳邦彥所論更為具體扼要，他說：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jié)。游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橐，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受銓天曹，得羶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姍笑，以為無能。士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為，皆以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做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賄賂不為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
　　其實這只是一種比較的說法。嘉隆以前，吏治澄清；嘉隆以后，吏治貪污，固是事實。但在實際上，我們也可說，嘉隆以前吏治亦貪污，不過不如以后之甚；嘉隆后亦有循良，但不如前此之多。我們試看洪武時代的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二十二萬；盜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諸司官吏系獄至數(shù)萬人。成祖朝紀綱之貪作惡，方賓之貪贓。宣宗朝劉觀之黷貨。英宗朝王振之賄賂輳集，逯果、門達之勒賄亂政。憲宗朝汪直、尚銘、梁芳，武宗朝劉瑾、朱彬、焦芳、韓福、張彩之權(quán)震天下，公然納賄。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不鬧得烏煙瘴氣的，和嘉靖以來的嚴嵩、魏忠賢兩個時代比較，只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假如真有截然不同之處，那我們可學陳邦彥的說法：嘉隆以前，社會尚指斥貪污為不道德；嘉隆以后，則社會且指斥不貪污為無能。這一社會風氣的變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這一種社會風氣的產(chǎn)生，我在上文曾指出由于那時代人的人生哲學，從讀書到發(fā)財成一自然的體系。此外還有兩種社會環(huán)境，第一是寒士登第舉債，第二是明代官俸之薄。
　　寒士得科名的一天，同時也是開始負債的一天。吳應箕說：士始一窶人子耳。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于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干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謁見則先喪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者債日益重，氣日益卑，蓋未仕而所根柢于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shù)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債給于民，能堪之乎？
　　甚至一入仕途，債家即隨之赴任，京債之累，使官吏不至貪污不可。陶奭齡嘗慨乎言之：今寒士一旦登第，諸凡輿馬仆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華腴之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后，債家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削閭閻，何以償之？
　　反之，官吏而不貪污，不法外弄錢，那就非狼狽萬狀不可。周順昌在做官后被債主所逼，向他的親戚訴苦說：讀來札知諸親友之索債者，填門盈戶，甚至有怒面相訾者……做秀才時艱苦備歷，反能以館谷怡二人，當大事……今以濫叨之故，做一不干凈人，五年宦游，不能還諸債主，官之累人也多矣。
　　加之，農(nóng)業(yè)社會是以家族為本體的，一人出仕，不但父母、妻妾、子女靠他養(yǎng)活，提高了生活的水準，甚至母族、妻族、媳族、婿族、鄉(xiāng)里、年誼都要一窩蜂涌來，打抽豐，求關(guān)節(jié)，真所謂“雞犬同升”，教這人如何能不貪污？
　　次之，假如明代官俸如唐宋之優(yōu)贍，那還可對付。可是，恰巧相反，明代官俸之薄，可說是歷史上所僅見的。宣宗時名臣楊士奇記：宣德四年（1429年），吏有遭笞者，捃都御史顧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上密以示楊士奇，士奇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騶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
　　鄭曉記宣德時一朝官慘劇云：
　　正統(tǒng)元年（1436年）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年間京官俸全支，后因營造減省，遂為例。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yǎng)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建議增俸。
　　正統(tǒng)時曹泰指出官吏之貪，由于俸薄，奏請增俸，事竟不行：正統(tǒng)六年（1441年）二月戊辰，巡按山西監(jiān)察御史曹泰奏：今在內(nèi)諸司文臣，去家遠仕，妻子隨行，然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祿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鈔，急不得濟，九載之間，仰事俯畜之費具，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移其所守，此所以陷于罪者多也。乞敕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yǎng)廉，其仍貪污冒法者置之重典，則貪風息矣。上命行在戶部詳議以聞，尚書劉中敷等言官員俸祿已有定制，難以增益。從之。
　　俸給之薄，由于折色，以米折鈔，以布折米。王瓊記：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yǎng)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后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余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貪婪之難禁也。
　　折色相當于現(xiàn)在米貼之改發(fā)代金。不發(fā)米而發(fā)同等價值的鈔，在原則上并不吃虧，可是第一月薪打折扣，只發(fā)原數(shù)的三十五分之一，第二鈔值貶價。由于這樣的左折右折，折得當時官吏無以為生，試舉一實例：據(jù)《明史·李賢傳》，當時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米一石折鈔十貫，鈔一貫值錢二文至三文，由是知指揮使一月所得不過銅錢二三十文。推而上之，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照比例折成實支，又折起鈔再算錢，也不過月得七八十文；推而下之，正七品（知縣）月俸七石，左折右折，可憐只能拿到二三文銅錢了。其后又改定官俸折銀例，雖然官吏的收入在比例上增加了一點，可是如?？空荷?，也還是非餓死不可。在這情形之下，中外官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畜妻子，更談不上還官債、贍親族，何況上司要賄賂，皇帝要進獻，層層剝削，除了剝削民眾，貪污以外，更有什么辦法！要做好官，那便非像潘蕃那樣，做了若干年的方面大臣，罷官后連住宅也沒有，寄住別人家終老。海瑞剔歷內(nèi)外，死后全家產(chǎn)只有一兩銀子，連買棺木也不夠。這些自然是違反社會風氣的可忽略的例外，大多數(shù)官吏很容易有辦法，找出一條生財大道。
　　明代前期的吏治，從英宗任用王振到武宗任用劉瑾，這階段的污濁情形是盡人皆知的。太祖、太宗二朝嚴刑重法，宣宗、孝宗二朝政局清明?，F(xiàn)在試以這幾朝作例，分酷虐和苛斂兩方面說明。
　　太祖朝以酷虐知名的大臣有陳烙鐵，《明史》說他：洪武三年（1370年），寧知蘇州，征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
　　太宗朝則有殘殺農(nóng)民的丁玨：
　　丁玨，山陽人。永樂四年（1406年）里社賽神，誣以聚眾謀不軌，坐死者數(shù)十人。
　　至于苛斂民財，以做官為發(fā)財捷徑的，則更難仆數(shù)。其著者如太祖朝之郭桓案，《大誥》曾再三宣布其罪狀：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只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余，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又說：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wèi)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余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石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盜賣金銀，廣惠庫官張惠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寶鈔金銀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反米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等項諸色課程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余萬精糧。
　　浙西有司苛斂案：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fā)放，母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宣宗時政府曾宣布地方官吏科斂無度之情形云：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壬辰，敕諭北京行部曰：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于科差，貧富困于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shù)倍。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轉(zhuǎn)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通欠，國家倉庾，月計不足。
　　英宗時夏時上言地方官吏貪酷之弊：正統(tǒng)三年（1438年）江西按察僉事夏時言：切惟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鉤距之求，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經(jīng)年置人于犴獄，濫刑恒及于無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顛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遂使枉者含冤于囹圄，徒憤于桎梏，其傷和氣，乖國憲，莫此為甚。
　　七年以后，王振擅權(quán)用事，“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賄賂輳集，籍其家得金銀六十余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無算”。孝宗時太監(jiān)李廣懼罪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武宗信任劉瑾，上下交征，竟成賄賂世界，“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原獻。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后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邊將失律，賂入即不問，有反升擢者”。綜上所記，可知地方官橫征暴斂，以所得之一部分做家業(yè)，一部分獻給上官。地方長官又以所得分賂京中權(quán)貴和太監(jiān)，京中權(quán)貴再以所得分賂太監(jiān)。從太監(jiān)、閣臣到地方州縣官形成了一套賄賂系統(tǒng)。
　　前期吏治貪污，政府尚執(zhí)法以繩，社會輿論亦往往加以指責。后期則以貪污為正常之現(xiàn)象。內(nèi)外上下，賄賂公行，終至民不聊生，盜賊四起，萬歷初年高拱指出這一現(xiàn)象，實由于有司之貪殘。他說：一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于有司之貪殘，而養(yǎng)成于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為招撫之說，以茍且于目前。于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而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之與之，有司將領(lǐng)固有稱賊酋為翁，相對宴飲歡笑為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不亦為賊勸乎？奈何民之不為賊也！
　　細析此種現(xiàn)象，第一由于鄉(xiāng)紳和官吏狼狽為奸。魏大中說：百姓窮苦，皆由外吏貪殘。其所以敢于貪殘而無忌者，繇諂笑居間，求田間舍之鄉(xiāng)紳為之延譽，擬贖慶生；賀節(jié)投歡之有司道與之作緣，少望風解綬之巡按，多計日待遷之巡撫，而輦轂賂遺，往來如織，入計之年，尤厚以聲酬實，其應如響。故民苦貪殘者，官稱卓異，不但幸免計黜，尋且選科選道，或為吏部司官。風尚日非，仕路穢濁，貪官污吏，布滿郡邑，百姓求一日之茍活不可得，而天下幸其久安長治，萬無是理。
　　第二由于署印官之趁火打劫。趙南星說：今佐領(lǐng)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會署事，入門即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樸，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
　　而總以催科之火耗、詞訟之贖鍰為應得之私款，公然入己，毫無避忌。方孩未（方振孺，字孩未）《整飭吏治疏》說：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太疏耳。一邑設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刑驅(qū)勢逼，雖綠林之豪，何以加焉？稍上而長吏，則有科罰，有羨余，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又上之而為郡守方面，歲時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摩而來，尋常之套數(shù)，不足以獻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捆載而去。夫此捆載者，非其攜之于家，雨之于天，又非輸于神，運于鬼，總皆為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如是安得不日剝?nèi)障?，以至于盡也。而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撫按之彈劾，極于為民，夫攜有余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美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
　　趙南星《朝覲合行事宜疏》也說：今士人一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由條鞭法行，錢糧經(jīng)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余，加派在其中矣。而數(shù)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余，是加派無已矣。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為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為之竽也。
　　所謂“羨余”即是火耗，顧亭林說得最為明白：火耗之所由起，其起于征銀之代乎？……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shù)，蓋不知起于何年，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利則薄于兩而厚于銖，凡征收之數(shù)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后也，于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余，貢諸節(jié)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矣。
　　馴至以火耗贖鍰為國有之常例，于常例外更辟財源，國家頒一令，地方興一事，都成官吏之利藪。劉宗周《敬修職掌疏》說：今日吏治之污，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鍰，已視為常例未厭也。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斂之籍，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嘗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贏，而一者愈苦不足。以是百姓視上官如仇讎，一旦有事，可獻城則獻城，可從賊則甘心從賊，計不反顧也……一令耳，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xiāng)紳，而在京之權(quán)要，遞而進焉，肆應不給。而至于營升謝薦之巡方御史尤甚。即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捆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
　　地方守令更動一次，民間即被剝削數(shù)百萬；巡方御史出巡一次，地方又被剝削數(shù)百萬：崇禎三年（1630年）梁廷棟言：一歲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shù)。如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則費五六千金，合海內(nèi)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加派數(shù)百萬。巡撫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選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萬。
　　內(nèi)外官的賄賂技術(shù)，也隨吏治風氣而進步，前期的黃米、白米，到后期末年易以雅稱為書帕，饋遺金珠時必以書為副。劉宗周《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圣治疏》說：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三道四之說，識者已為之噦嘔。其后稍稍濫觴……禁愈嚴而犯者愈眾，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時，見內(nèi)外官相見以贄，輒袖手授受，不令班皂見窺，至列柬投遞，必托小書名色曰十冊二十冊以示諱……久之白鏹易以黃金，致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為恥。
　　徐樹丕亦記：
　　往時書帕惟重兩衙門，然至三四十金至矣。外舅宮詹姚公（希孟）為翰林時，少者僅三四金，余所親見，此不過往來交際之常，亦何足禁。今上嚴旨屢申，而白者易以黃矣，猶嫌其重，更易以圓白而光明者。近年來每于相見揖時，口敘寒暄，兩手授受，世風日偷，如江河之下，不可止矣。
　　清人蔣超伯指出由于這一種風氣，使一般地方官喜歡濫刻文集，以為應酬之用，魯魚亥豕，不可卒讀。他說：明世苞苴盛行，但其饋遺必以書為副，尤以新刊之本為貴，一時剞劂紛如，魯魚罔校，如陳埴《木鍾集》弘治中溫州知府鄭淮重刊，都穆《南濠詩話》乃和州知州黃桓所刻，其序云捐俸繡梓，用廣厥傳。似此不一而足。
　　這種風氣沿襲到清朝，有名的理學家儀封張伯行在每一任上，科斂民財，專刻前代理學書，卻又偷工減料，只刻原書的一部分，或腰斬，或凌遲，而總顏曰《正誼堂叢書》，即是一個好例。
　　中央各機關(guān)中以戶部掌國家出納，吏部掌官吏銓選，故弊亦最重。試各舉一例說明，李清記：上虞趙鉞老部胥，奸蠹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fā)積弊：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余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余年誑納可百萬金。二，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著，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此掛欠米折船價水腳各項，盡屬侵漁，每年數(shù)十萬。三，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征解。朋扣馬干為各鎮(zhèn)道將侵分，歲數(shù)十余萬。四，各處屯牧加增錢糧，并不察催，皆被侵隱。五，召買弊大，宣鎮(zhèn)每年十二萬尤為奸蠹，即他處可省亦數(shù)十萬。六，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
　　這是明北都傾覆前一年的事。竭全國的民脂民膏，不用之軍，不用之國，卻一部分徒飽貪官污吏的私囊，這是最令人痛心的記載。關(guān)于吏部的，趙南星《陳銓曹積弊疏》：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鉆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托為當然，以循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聞有司管選者，每遇朝退，則三五成群，如墻而遮留之，講升，講調(diào)，講地方，講起用。既唯喏矣，則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脫。一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聯(lián)名者謂之公書，填戶盈幾，應接不暇，面皮世界，書帕長安。
　　馴至科場亦講關(guān)節(jié)，勾結(jié)試官，出賣題目。輔臣——內(nèi)閣大學士是行政中樞最高人物，也多由賄賂太監(jiān)入閣。黃尊素說：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shù)萬，有類富人為注。館中諸公明對人名，某某俱有以數(shù)萬獲之。沈吳興（淮）入相，誘洞庭翁姓者五萬金，以總?cè)衷S之。其余廢弁棄官以千金進者不可勝計。即他相號稱賢者往往為之。
　　其他著例如高拱之復相，由于邵芳行賄大珰。周延儒之復相，由于吳昌時之交關(guān)近侍。富人地主廢弁棄官，湊錢投資使某一人入閣執(zhí)政，事成后以中外要官為酬傭分紅之報償，再從所任官上科斂搜括，收回資本和利息，這是明代的吏治，也是明代亡國之主因！
　　驕奢淫逸的生活：賭博、狎妓、倡優(yōu)……這時代這一階級的生活，除了極少數(shù)的例外，可以用“驕奢淫逸”四字書之。風行草偃，以這階級做重心的社會，也整個地被濡染在此種風氣中。由這種生活和風氣所產(chǎn)生的文化，當然也是多余的、消費的、頹廢的。
　　驕奢淫逸的生活，在明代前期即已有人具體地指出，以當時的首都京師——北京做代表，一事佛，二營喪，三服食，四倡優(yōu)，五賭博：正統(tǒng)十三年（1448年）八月己卯，巡按直隸監(jiān)察御史陳鑒言：今風俗澆浮，京師為甚。冠攘竊發(fā)，畿甸為多。此愚者以為迂緩不急之務，而知者所深慮也。臣推其故有五：其一軍民之家，事佛過盛，供養(yǎng)布施，傾貲不吝。其二營辦喪事，率至破家，唯夸觀視之美，實非送死之益。其三服食靡麗，侈用傷財。其四倡優(yōu)為蠹，淫敗無極。其五賭博破產(chǎn)，十凡八九。凡此數(shù)者，前此未嘗不禁，但禁之不嚴，齊之無禮，日滋月熾，害治非細。請下有司申明國初條例，參以前代禮制，務使其簡而易知，畏而不犯，則盜賊可以消弭，而風俗可以還淳。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所言者已嘗屢有禁令，無庸別作施行。事遂止。
　　五十年后，周璽上疏說出當時奢侈的生活：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侈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yōu)下賤以綾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廝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憚。雖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
　　又過五十年，嘉靖時（1522年—1566年）錢薇則以為弘治間（1488年—1505年）侈在勛戚，正德間（1506年—1521年）奢乃在士大夫。他說：黨藍田昔游京師，在弘治間，士大夫彬彬以禮自飭，諸勛戚乃有侈而泰者。正德時奢乃在士大夫，石齊閣老與寧、堂輩序約兄弟，每飲，賞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勞之濫，自此始矣。
　　到世宗朝嚴氏父子當國，窮奢極欲的風氣，遂達頂點。例如嚴家子孫的生活：嚴嵩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于是競相窮奢極欲。
　　嚴嵩門下鄒懋卿的生活：
　　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白金飾溺器。其按部嘗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
　　朱國楨把這時代和永樂時代比較說：永樂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蓋國初規(guī)制如此。即大臣不敢過分，何況子弟？余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驛舟極宏麗，氣勢烜赫，所司趨奉不暇，鄉(xiāng)里親戚皆緣為市。其風大約起于嚴氏父子，后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萬歷初年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沿途地方官挖空心思趨奉：一真定守錢普創(chuàng)為坐輿，前輿后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
　　鬧闊的風氣，也影響到民間婚姻，索重聘，陪厚嫁，有類唐代的賣婚。徐渭記浙東情形：吾鄉(xiāng)（山陰）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于水陸之涂，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為常。
　　崇禎十二年（1639年）楊嗣昌上疏說：海內(nèi)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習奢侈，凡宮室車馬衣服器用之屬，無不崇飾華麗，邁越等倫。即或清高自命，宦橐無多，亦稱貸母錢，締構(gòu)園亭卉木，耽娛山水詩文，以是優(yōu)游卒歲為快。其親串朋好，偶逢吉慶生辰，相率斂錢，造杯制帳，更迭酬贈，以為固然。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
　　堵允錫上疏斥奢淫之習說：
　　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膏粱文繡厭于口體，宮室妻妾昏于志慮，一簋之費數(shù)金，一日之供中產(chǎn)，聲伎優(yōu)樂，日緣而盛。夫縉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于是有紈绔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yè)，挾彈壚頭，呼盧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志，不肖傾身，此士人之蠹也。于是又有游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市井之徒，恣兇譎以行無賴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獲，生涯問諸儻來，非士非商，身業(yè)寄于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zhì)，此庶人之蠹也。如是而風俗不致頹壞，士民不致饑寒，盜賊不致風起者，未之有也。
　　大聲疾呼，無人理睬，流賊起而明遂亡。
　　從上文所引的從正統(tǒng)到崇禎的史料看，可見這是一個時代的風氣，也是造成這時代的這一階級的風氣。
　　這一階級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錢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費在科舉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后，八股文固束之高閣，即切身的現(xiàn)實的如何做事，如何從政，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問題都一概不管，卻用全副精神來講求物質(zhì)的享受。一般地說，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刻意謀生活的舒適，納姬妾，營居室，筑園亭，侈飲食，備仆役，再進而召妓女，養(yǎng)優(yōu)伶，事博弈。雅致一點或附庸風雅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這一階級人的生活風趣影響到了文學、美術(shù)、建筑學、金石學、戲曲、版本學……使之具有特殊的時代面貌。
　　八股家幸而遭遇機緣，得了科名時，第一步是先起一個別號，如什么齋什么甫庵之類，以便于官場和同一階級人的稱呼。顧起元引王丹丘說，以為此風自嘉靖以后始盛。他說：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來，束發(fā)時即有號，末年奴仆輿隸俳優(yōu)無不有之。
　　第二步是娶一個姨太太，沈德符說：縉紳羈宦都下，及士子卒業(yè)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婦女，以伴寂寥。
　　王崇簡也說：
　　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后，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云：改個號，娶個小。
　　第三步是建筑適合身份的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例如嚴嵩得罪籍沒時的家產(chǎn)清單，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零四間，在北京的共一千七百余間。陸炳用事時，營別宅至十余所。鄭芝龍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shù)月，增置倉莊至五百余所。顧起元說：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后面?；蛴泻檬抡?，畫以羅本，皆樸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
　　仕宦階級經(jīng)構(gòu)園亭風氣之盛，大概也是嘉靖以后的事。陶奭齡說：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然其間亦有人已之辨菜徑棘籬，林木蓊蘙，內(nèi)有清池數(shù)畝，修竹數(shù)千，洞房素闥，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觴詠，為己者也。巖夫雕闌綺榭，杰觀危樓，修廊引帶其間，花徑匯緣而入，標奇踞勝，帶霓飲云，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應接之煩，無燕處之適，此為人者也。
　　奭齡是萬歷時人。可見在嘉隆以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仕宦階級尚未有經(jīng)營園亭的風氣。園亭的締構(gòu)，除自己出資建置外，大抵多出于門生故吏的報效。顧公燮說：前明縉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門生故吏代為經(jīng)營，非盡出己資也。
　　王世貞記南京名園，王公貴戚有太傅園，西園，魏公南園、西園，錦衣東園，萬竹園，西園，徐錦衣家園，金盤李園，徐九宅園，莫愁湖園，同春園，鳳臺園，武定侯園；士人則有市隱園，武氏園，正貢士杞園，遯園，逸園，爾祝園，吳孝廉園，何參知露園，卜太學味齋園，許典客長卿園，李象先茂才園，許長卿新園，無射園，湯太守熙臺園，陸文學園，方太學園，張保御園，李民小園，武文學園，太復新園，華林園等園。婁東（太倉）一邑有田氏園，安氏園，王錫爵園，楊氏日涉園，吳氏園，季氏園，嘗氏杜家橋園，王世貞弇州園，王士騏約園，瑯玡離薋園，王敬美澹園等數(shù)十園。北京則有米仲詔湛園，勺園，漫園，宣家園，清華園等名園。全國名都大邑，都競相建筑，園亭建筑學由之盛極一代，西洋教士東來后，將東方建筑風格帶回歐洲，大大地影響了十七八世紀時代的歐洲園亭建筑。園中多鑿水疊假山，郎瑛記：近日富貴家之疊假山，是山之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生氣，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樂也。
　　張南垣至以疊石成名，為當時人造風景、園亭藝術(shù)專家。黃宗羲說：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后東至于越，北至于燕，召之者無虛日。
　　對于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正德時大臣宴會，賞赍庖役動至數(shù)百金。萬歷時張居正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陶奭齡說：近來人食酒席，專事華侈，非數(shù)日治具，水陸畢集，不敢輕易速客。湯餌者蔌，源源而來，非惟口不給嘗，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shù)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