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桓從種師道訓(xùn)斥楊再興的話里聽出了不一樣的意味。
　　表面上看，種師道是在訓(xùn)斥楊再興，然而實際上，種師道卻是在隱晦的表示應(yīng)該停戰(zhàn)。
　　這就讓趙桓很好奇了——
　　之前在大同向奉圣州進兵的時候，種師道可是一個典型的好戰(zhàn)份子，硬是靠著倚老賣老才從姚平仲手里搶來了帶兵的機會，現(xiàn)在居然開始要反戰(zhàn)？
　　“種愛卿有什么話，不妨直說？”
　　琢磨了半晌之后，趙桓才開口道：“種愛卿是擔心兩線開戰(zhàn)，補給不便的問題？還是擔心朝堂？”
　　“官家明鑒，若是可以，微臣也恨不得能立即帶兵出征西夏?！?br/>　　種師道眼看著自己的想法已經(jīng)被趙桓看破，當下也不再打什么啞謎了，而是直接躬身拜道：“只是與金兵連番大戰(zhàn)之后，國庫還能否支撐得起？另外，官家離京多時……”
　　話已經(jīng)說到這個份上，就連神經(jīng)大條的楊再興也察覺到不對味兒了。
　　國庫能否支撐得起連番大戰(zhàn)，楊再興不知道，但是楊再興知道，天子離京多時，往往就意味著天子對朝堂的掌控會變?nèi)?，這對于剛剛登基不久的官家來說，并不能算是什么好事兒。
　　趙桓倒是不怎么在意朝堂。
　　有孟太后在朝中垂簾聽政，又有李綱和李若冰他們輔政，文恬武嬉的朝中諸公也鬧不出來什么大亂子。就算鬧出來了，手中握著權(quán)的趙桓也有足夠的把握能反殺回去。
　　真正讓趙桓鬧心的是國庫這兩個字。
　　都說大宋有錢，實際上大宋有個屁的錢——
　　后世但凡用莆田度搜索“宋朝財政收入”，出來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一個數(shù)字：“宋朝財政收入最高的一年，達到了1.6億貫(1貫=1000文)，即使是后來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高的時候也能達到1億貫。
　　而《青年時報》報道的某位歷史“老師”在許州講課的時候，更是提出了一個能嚇死人的數(shù)字：“北宋時gdp最高的年度達到了1.6億兩白銀，南宋時也有1億兩！”
　　嚇死個人了，一點6億兩白銀是多大一堆兒啊！《馬關(guān)條約》要賠2億兩白銀，已經(jīng)相當于螨清好幾年的財政收入了！
　　另外，到底這一億是財政收入？還是gdp？這兩個東西也根本不是一回事兒！
　　還有，先不說一億兩白銀這個數(shù)據(jù)是怎么得出來的，就算是宋朝的財政收入，那也不是以白銀為計量單位的好嗎？
　　這里必須普及一個歷史常識，中國大規(guī)模地使用白銀這東西作為“一般等價物”也就是貨幣，是在明朝中葉以后，因為明朝時期才有大量的白銀輸入，使得白銀作為貨幣的條件成熟，而換到之前的唐、宋、白銀都不會是主要的貨幣計算單位。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后面那句話也是扯淡了：“明朝最高時是1500萬兩，張居正改革前跌到250萬兩，是南宋的1/40；哪怕是清朝有了現(xiàn)代工業(yè)，總收入也只達到8800萬兩?！?br/>　　拿明清時期以白銀做單位去和不用白銀做單位的宋朝比，然后得個1/40的結(jié)論？
　　實際上，連第一個用“貫”做單位的數(shù)據(jù)我們都要打上個問號——
　　遍翻《宋史》的《食貨志》、《宋會要輯稿》的《食貨》，都沒有看到“一億貫”或者“一萬萬貫”或者“一億六千貫”或者“一萬六千萬貫”這樣的數(shù)據(jù)，也有可能是近年來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但相信一個嚴謹?shù)膶W(xué)者也不太會得出“一億貫”這樣的數(shù)據(jù)。
　　如果深入了解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宋史》卷一七四《食貨上（二）：方田，賦稅》記載的很清楚：
　　“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鐵，曰物產(chǎn)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櫬，五曰絁，六曰綢，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镴，四曰銅、鐵錢。物產(chǎn)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
　　簡單地說，宋朝收稅，不是如我們現(xiàn)在收個人所得稅、增值稅之類一樣，跑稅務(wù)局交人民幣，而是雜七雜八，大體上分為谷、帛、金鐵、物產(chǎn)四類，谷就是交納各類谷物，帛就是各類的織物、金鐵包括金、銀、鐵等，也包括通行的銅錢和鐵錢（沒錯，見同書《食貨下（二）錢幣》一節(jié)，宋朝通行的有銅錢，因為銅不足，有些地方還通行鐵錢），另外還有物品，比如各類的茶、鹽、革、草、蠟等，都是官府收稅的對象。